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

　　（2002年12月6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2年7月26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管理条例〉等二十三项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机制健全、运行规范、服务周到、指导监督有力的人才市场体系，优化人才资源配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人才市场管理及其相关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人才市场管理，是指对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从事人才中介服务、用人单位招聘和个人应聘以及与之相关活动的管理。人才市场服务的对象是各类用人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本条例所称用人单位，是指依法设立，具有用人自主权的各类组织。
　　本条例所称相关活动，是指人才中介服务、人才应聘、用人单位招聘人才以及其他为人才流动提供服务的活动。
　　第四条　人才市场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人才流动应当遵循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优化配置、自主择业和单位自主用人的原则。
　　鼓励国内外人才通过调动、聘用、兼职、技术入股、人才租赁等方式为本省服务。
　　鼓励各类人才向国家和本省重点、急需的建设工程、科研项目，优先发展的行业、部门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动。
　　第六条　用人单位招聘人才不得有性别、民族等方面的歧视性行为。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是本辖区内人才市场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信息产业、物价、公安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人才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八条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的设置应当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才市场发展的要求，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第九条　从事人才中介服务活动，应当依法设立人才中介服务机构。设立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机构名称、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
　　（二）有与其申请的业务相适应的固定服务场所、设施，注册资金不得少于十万元；
　　（三）有五名以上具有大学专科毕业以上学历、取得省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颁发的人才中介服务资格证的专职工作人员；
　　（四）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设立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人事行政部门接到申请书后，应当按照第九条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核，并在三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省直单位、中央和省外单位以及其他依法在省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单位，在本省设立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的，由省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审批。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设立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审批。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在征得原审批机关书面同意后，由分支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经批准设立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和从事人才中介信息网络业务的机构，由人事行政部门发给广东省人才中介服务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人才中介服务资格证和许可证由省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统一制发。
　　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逾期不办理年检手续的，自上一次年检期满之日起自动失效。
　　年检不得收费。
　　第十二条　经批准获得许可证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第十三条　从事人才中介服务或者相关业务的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人才中介服务活动的，必须与国内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合资经营。设立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应当符合国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律、法规的规定，由省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审批，颁发许可证，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其他手续。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设立合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经批准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收集、整理、储存和发布人才供求信息；
　　（二）人才推荐；
　　（三）人才招聘；
　　（四）人才租赁；
　　（五）人才培训；
　　（六）人才测评；
　　（七）人才择业咨询指导；
　　（八）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咨询；
　　（九）法律、法规、规章允许的其他业务。
　　审批机关可以根据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所在地区或者行业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人才中介服务机构自身的设备条件、人员和管理情况等，批准其开展一项或者多项业务。
　　第十五条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公开服务内容和工作程序，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依法开展业务经营活动。不得超越许可证核准的业务范围经营，不得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不得提供虚假信息、作出虚假承诺欺诈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从事中介服务活动。
　　第十六条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或者其他单位未经人事行政部门授权，不得管理流动人才人事档案，不得开展与流动人才人事档案相关的出国政审、身份认定、工龄计算、申报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等人事管理业务。
　　第十七条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不得以委托、挂靠、转让、承包等方式经营。
　　第十八条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需要变更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经营场所、经营业务范围以及停业、终止等，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手续；不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手续的，许可证视为无效。
　　第十九条　人才应聘和用人单位招聘人才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一）委托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推荐；
　　（二）人才交流会洽谈；
　　（三）利用各种信息网络、新闻媒体、人才招聘广告、求职启事；
　　（四）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用人单位聘用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人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办理手续。
　　第二十条　要求流动的人才，应当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所在单位应当同意，并从接到书面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予办理相关手续。
　　用人单位不得阻碍人才的合理流动。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招聘下列人员：
　　（一）正在承担国家、省重点工程、重点科研项目、重点学科的技术和管理的主要人员，未经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同意的；
　　（二）由国家或省统一派出而又未满轮换年限的赴新疆、西藏工作的人员；
　　（三）正在从事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要机密工作的人员；
　　（四）有违法违纪嫌疑正在依法接受审查尚未结案的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暂时不能流动的其他特殊岗位的人员。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人才流动中泄露国家秘密，不得侵害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不得披露、使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商业秘密。
　　第二十三条　人才应聘，应当按照用人单位的招聘要求，提供真实、有效的证件、证书和相关资料。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兜售、使用与人才流动相关的假人事档案、假学历、假学位、假职称和其他虚假证明材料。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招聘人才应当如实公布招聘的职位、数量、条件、待遇等，不得有欺诈行为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谋取非法利益，不得扣押应聘人员的证件。
　　第二十五条　以招聘人才为对象的各类人才交流会，应当由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举办。人才交流会实行备案管理，具体办法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制定。
　　第二十六条　广告主或者信息发布者在新闻媒体、互联网等刊播、发布人才招聘广告或者信息的，其内容应当真实。广告经营者或者网络经营者对所发布的人才招聘广告或者信息负有核实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一）擅自设立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或者从事人才中介服务活动的，责令停办，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使用假人事档案、假学历、假学位、假职称及其他虚假证明材料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三）用人单位和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在招聘人才活动中有欺诈行为或者收取不合法费用的，责令退还收取的不合法费用，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擅自管理流动人才人事档案的，责令立即向所在地人事行政部门移交人事档案，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超越许可证核准的业务范围经营、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采取不正当手段从事中介活动，或者以委托、挂靠、转让、承包等方式经营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并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制造、兜售假人事档案、假学历、假学位、假职称及其他虚假证明材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中有歧视性行为、阻碍人才合理流动或者擅自招聘第二十一条所列人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单位和个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　刊播、发布虚假的人才招聘广告或者信息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广告法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一条　人事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人才市场管理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违规审批的；
　　（二）参与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经营活动，谋取私利的；
　　（三）在执法中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损害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当事人损失，应当承担责任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人才流动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对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的裁决不服的，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四条　属于劳动管理和劳动争议仲裁的事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宪法发展与刑法目的的生成

曾明生


内容提要：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法性根基，是指刑法目的生成过程中，导引并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宪法发展对刑法目的具有导向和制约作用，我国应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

关键词： 宪法发展 刑法目的 生成


刑法的目的，就规范意义而言，是指在社会力量的作用或影响下，国家制定和适用刑法，积极追求刑法的某些特定功能、作用和价值所期望达到的理想结果；它也应是不同层级目的的总和。前者更侧重于狭义上的刑法目的；后者（目的总和）却是广义上的刑法目的。 但是，刑法目的不是无缘无故地生成（产生和形成），而是具有其特定的生成基础。现代刑法目的的生成根基大致有三：一是宪法性根基，它指刑法目的在生成过程中根植于宪法中的基础，包括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当然包括宪法修正案的有关内容。二是客体性基础，即可能被择定为刑法目的内容的那些对象，如刑法（客观）功能、作用和价值等。三是社会性基础，它指刑法目的生成过程中，刑法目的主体在追求与选择客体性目标以及反馈宪法性根基时，起制约作用的各种社会性背景。本文仅探讨宪法发展与刑法目的的产生和形成。

一、宪法发展对刑法目的生成的导引和制约
宪法是变化发展的。从世界宪法史看，宪法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革命宪法”，二是“改革宪法”，三是“宪政宪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意味着中国宪法在经历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曲折后开始从“革命宪法”向“改革宪法”转变。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应高瞻远瞩，继续推进宪法改革，逐步完成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 因此，我国刑法的制定从以“改革宪法”为根据将向以“宪政宪法”为依据转变。宪法基础在变革，由此生成的刑法目的也须随之变化发展。这是刑法目的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否则，不与发展中的宪法性根基相适应，必将破坏宪法之为根本法、母法的尊严，乃至破坏法治。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发展的）宪法性根基对刑法目的生成的指导及制约作用。为更深刻地研讨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涉入宪政改革及宪政建设的理论领域。

（一）宪政与宪政宪法
给宪政下一个完整定义的努力近乎徒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中外学界在宪政概念的整体上有较大差异，它们主要表现在宪政的目的、核心和精神等方面。我们认为，宪政是出于对约束与限制公共权力而出现的一种消极性的政治结构体制,它与民主之间有着深层的、彼此消解的扩力,整合它们间的矛盾、平衡其价值冲突是确立民主宪政国家的关键。宪法及其价值观如自由、公正、民主和法治等构成了宪政的基础因子。宪法及民主是宪政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法治是宪政的制度框架与结构，自由、人权和公正是宪政的主要目标。当然，一定意义上民主和法治也略带宪政目的的色彩。
宪政宪法，是以宪政为主要特征的宪法。“宪政宪法”出现于革命或改革已基本完成并确立宪政体制和法治原则之后。这时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不仅有法律，而且有法治。宪法真正享有最高法律权威，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一切权力危机，皆为宪法的危机。一切重大改革，皆是合宪的改革。惟有如此，宪法方可成为定国安邦与长治久安的基石。

（二）指导并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政基础
指导和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政基础，本文特指我国的宪政改革与宪法修改甚至“宪政宪法”。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所由产生的“母法”。一般认为，法律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强调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但它也是发展的。既然我们处在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的历史时期，知晓当前宪法必须改革的基本内容已是当务之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宪法改革应着眼于通过加强对权力的规范、监督和制约，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宪法改革应当围绕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公民权利。” 可喜的是，今年3月我国宪法修正案已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定为一项宪法原则。这是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迈向法治和宪政时代的一大历史性进步，而且这也为立法和司法机关在面对不同利益的权衡时能够做出有利于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解释和推理提供了宪法依据。此外，学界通常认为，应参照中国已经签署或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对现行宪法已有的权利体系做必要的补充、修改。同时，应集中考虑解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的协调问题。譬如，在人身权利方面，研究如何从立法角度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收容教养制度和刑事诉讼中的人身权利保护制度等。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宪法权利的救济应当通过宪法改革加以改变。因此，在我国宪法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过程中，随着宪法权利救济机制的日益完善，宪法（包括宪法目的及价值观）对刑法目的和刑法规范生成的导引、约束与钳制作用将不断加强。亦即，以上宪政改革以及宪法修改乃至“宪政宪法”的最终形成，将是指导和制约我国刑法目的生成的重要的宪政基础。

（三）发展中的宪法性根基对刑法目的生成的导引和制约机理
如前文已述，宪法性根基包括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有学者认为，任何国家的宪法都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宪德”，即不可以也不应当直接在法院里适用的伦理和政治的原则、纲领和惯例，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二是“宪律”，即可以并应当在法院里适用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若依此划分，则“宪德”涉及“宪法条文化”的宪法目的、宪法价值观及其非“宪律”的条文，而“宪律”只能是除“宪德”外的一些宪法条文而已。宪法目的、价值观及其宪法条文（含“宪德”、“宪律”）对刑法目的的指导和制约，其机理主要表现在：
我国宪法所确认的法价值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等，是宪法条文的内在精髓与基本理念，而刑法规范的制定与适用，必须遵循宪法原则及规范，同时蕴涵其对宪法目的、价值观的追随。换言之，宪法根本法的地位，首先体现于它的导向功能，即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应当顺应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指引，而不得与之抵触；其次，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才是表现为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最高约制力。这种约制力又反过来保障其导向功能的发挥。当然，宪法约制力的强弱依赖违宪审查机制的完备程度。当下我国违宪审查机制不健全，宪法的约制力较弱，它的导引力也因之大大降低。由于宪法的生命在于运用，即如果宪法不能被运用到生活中去，那么就注定不会有人在乎它，它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纸上，而非刻在“公民的心中”，因此，为了避免宪法导引力的缺损，重要的步骤是，实行宪法变革，尤其是违宪审查机制应及早完备。
总之，不论刑事立法者还是（广义）司法者的刑法目的， 都应合乎宪法目的、宪法价值理念及其条文精髓的基本要求。惟有如此，方可使刑法目的及其生成具有宪政意义的合宪性。

二、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
由于宪政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并且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更重要的是，建设“宪政中国”势在必然， 因此，惟有立足于宪政基础上应然建构的刑法目的，才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既有前瞻性又有合理性。
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主要是充分保障人权和自由，同时追求在国家政治权力有限收缩条件下的秩序与安全。宪政意义上的刑法目的，应是符合“宪政宪法”的目的。保障人权和自由是宪政及“宪政宪法”目的之基本内容和要求。通常认为，刑法的合宪性问题以往没有受到重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宪法观念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宪法规范被虚置；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刑法观念中缺乏受宪法制约的意识，即简单地把刑法视为惩治犯罪、打击敌人的工具，而没有提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因此，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必然要求我们真正树立宪法观念，增强宪法制约的意识，加强人权的保障等等。另外，“限政”基础上的秩序与安全作为宪政意义的刑法目的，也是“宪政宪法”目的的重要内容，而国家政治权力有限收缩，正是宪政目的的基本要求。虽然宪法的限制作用，是在双重意义上理解的，即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但因为宪法对刑法的限制是在特定时期发挥刑法制裁力、防止刑法被滥用以及尽量扩大公民权利与自由的积极保障，所以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根本，“限政”基础上的秩序与安全因此也是“宪政宪法”目的影响刑法目的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我们仍应关注宪政意义上的刑法及刑法目的与宪法目的的关系。一般而言，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刑法又是实现国家宪法目的的手段。申言之，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是刑法规范与宪法目的及条文之间的中介与桥梁。刑法规范及刑法目的应受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指导及其限制。因为宪法是刑法最根本的渊源，刑法来源于宪法，而且受制于宪法，所以也可以说，刑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不以宪法为根据的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违反宪法的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都无存在的理由和根据，而且刑法规范也是无效的。可见，国家刑事立法权、司法权和刑罚权与公民权利的合理配置的根本依据，应当是“宪政宪法”的条文及其所蕴涵的法治目的和价值观。惟有如此生成的刑法目的才具有合宪性、合理性及道统性（即体现人本与自由）。
当然，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已开始注重从宪政角度构建刑事法律和刑事法治，这无疑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强调的合宪性大多局限在法规范的层面上。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之宪政意义，内含刑法目的之合宪性的追求。宪政不仅是刑法规范的基础，而且首先应是刑法目的之基础。考察刑法的宪政基础，不仅是对刑法规范合宪性的审视，也是对刑法目的合宪性的考量。作为立法与司法动力源的刑法目的接受合宪性的考量，理应首当其冲。不论立法者的刑法目的，还是（广义）司法者的刑法目的，都应当加强人权保障的份量。我们应着实贯彻实施刑法基本原则，尤其是当前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应继续清除刑法功能和价值取向上的陈腐观念，为罪刑法定原则入宪，以及为刑法领域建构违宪审查制度作好理念准备。基于国权主义刑法观较强的特殊的法律文化背景，我国宜将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宪法，以强调该原则蕴涵的人权、自由及公正等目的价值在“一般意义上的至上地位”，并对违宪审查机制加以完善，增强其确定性、稳定性和保障性。由此极大地彰显政治文明、法治、公正及其人道，而对这些目标、价值的追求，也与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秩序之价值目标相辅相成。我国正进行宪政改革、现已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行将步入“宪政宪法”时代，建设“宪政中国”。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必将为罪刑法定原则入宪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提供重要契机。


作者简介：曾明生（1971-），男，江西人，汉族，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硕士。笔者谨此感谢本人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屈学武教授就本文写作所提出的宝贵指导意见。本文已发表于《法学杂志》2004年第3期。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