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内幕交易案例与制度分析

胡晓东*


摘 要：英国的股票交易历史悠久，同时英国一直奉行对经济采取不干涉主义为主的策略。在股票交易的监控也采取自律模式为主。其关于内幕交易的法规及法律活动有其特色，在对美国的证券监管制度的分析日益多见时，对其作些分析有益于思考。
关键词：英国 证券 股票 内幕交易 案例 调查
引言
股票因股份公司及股份制度的诞生而产生，而股票的交易随股票的产生渐次形成。“股票的出现，促使股票交易所产生。早在1611年，就有一些商人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买卖海外贸易公司的股票，形成了股票交易所的雏形。1773年，在伦敦柴思胡同的约那森咖啡馆正式成立了英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以后演变为伦敦证券交易所。”[1](P.7)英国作为股票交易行为创始国之一，在股票交易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英国经济政策以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为根基来构建，故而显得相当保守。政府对经济采取不干涉主义，在股票交易方面也如出一辙。所以尽管“伦敦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 [1](P.478)；尽管“伦敦证券交易所曾为当时英国经济的兴旺立下汗马功劳” [1](P.478)；当保守的思维模式与时代碾进的车轮不能共步以驱时，竞争力的渐失乃至成为相对后进的市场就存在某种必然。改革就必然成为觉醒者们的确定之策。“伦敦证券交易所于1986年10月进行了重大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使英国证券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巩固了其在国际证券市场中的地位。” [1](P.478)
背着历史重负的行路者与肩无所载的奔者是存在不同的前进方式。肩无所载因其无所负，故能轻盈快步，但却会担负较大风险。肩有所负虽步履难快，但却较为坚实。英国人的保守与妥协是其特质，加之其历史的背负，故其对内幕交易的调控没有美国人走的远。但正因为此，与中国其沉重的历史背负相对应，分析一下英国人的模式，也许对如何调控、规范中国的证券市场，尤其内幕交易有所裨益。
案件述析
由于英国是判例法传统国家，故而其制定法在被法官适用时，法官有相当的裁量权。而且法律、法规在英国真正地起到效力是在于被能够形成判例的判决、裁决引用之后。为此，有必要对案例先进行分析。
《英国公司法经典案例》一书有多篇案例，其中有一篇就是与内幕交易有关的案例：关于依据公司证券1985法案（内幕交易）的询问（Re an Inquiry under the Company Securities (Insider Dealing) Act 1985）[2](P.298)。案例所述：财经记者发表了两篇文章，文章中述及有关政府部门的秘密决议的第一手资料。而调查人员（调查内幕交易）基于同样的资料，要求记者告知其资料的来源，而记者拒绝提供。为此，调查人员将事件诉至法庭，要求处记者以藐视法庭之责。上议院的审判人员对案件陈述了各自意见，然后依据多数意见认为应撤销起诉。结果，上议院裁决记者必须回答调查人员的询问，并对其处以罚金。
鉴于资料未对其他审判人员的意见作详细表述，所以文章仅对审判人员（OLIVER）的意见作分析。通过OLIVER的审判陈词，可以看到其分析脉络：先就法律条文的实质进行殚精竭虑地剖析，寻求其法律的核心内蕴。然后再就具体案例中的情况作入木三分的研析。最后得出其所演绎、推敲的结论。从中也可以看出存在三段论的相似模式。
就法律条文实质分析时，其先就藐视法庭罪法（1981）第10条能否直接适用到金融服务法（1986）第178条所表述的内容上，做出阐释。认为尽管不能直接适用，但应存在相似的规则相似运用。（第三段第三句：无论如何我同意，尽管不能直接适用，第10条表现的一般性方针在这样的参考中可以通过相类似的方式来适用。）并直指案件的实质所在：被调查的信息对于防止犯罪是必要的（第三段第四句）。然后又对该法条的立法本意作以阐释：在于保护记者或作者的资料来源（第四段第二句）。并通过这一表述来说明不能将该法条作狭义解释（第四段第三、四、五句）。接着进一步说明公开信息不能超越为了防止犯罪的目的，并关切针对公开信息源的保护不应被轻易地排除（第四段第六、七、八句）。最后陈述记者的义务应解除，并表达了自己的法律意见：其一，义务在狭义上已经解除，不应该认为被法律所提供的保护能够仅仅因为一个保证书上仪式主义的断言而被凌驾。这断言是特殊信息是防止犯罪所需。其二，不能简单的认为调查人员所进行的调查是将侦查和预防犯罪作为目的的调查，也不能简单的因为一宣誓的证人陈述特定的信息是为调查的目的所需，就当然的僵化的认可这样的信息就对预防犯罪是必要的。其三，判决必须至少有充足的资料，使得该判决在一定需要的程度上作为独立的判例适用于实践（第四段第九——十四句）。
就案件的实质内核分析时，其先通过一个假定来指出案件的核心所在：所要公开的信息的实质是什么（第五段第一句）。然后从五个方面阐释这一信息的特质（第五段第二——六句）。接着在阐释的基础上对案件中的信息所表现的征貌进行剖析。依据剖析的结果得出自己的法律意见：这一信息应归于“为了预防犯罪而必要”的信息（第五段第七——十二句）。
在分析了法律条文及案件中与法律相关的事项后，结合已经陈述了法律意见的议员(Griffiths)的文词，提出法律议决：撤销起诉（指对于Warner藐视法庭罪的诉讼的撤销），但裁定其必须回答询问，并接受罚金。
仅就上议院对此案件的审理来分析，就会明晰其未对案件的事实做出裁决。这是由于在英国上议院的审理一般仅就案件进行法律审。所以其审判者主要从法律条文的实质内蕴及案件中与法律相关的内容从法律的角度来阐释，最终得出其处理意见。
以案述法
首先，案例的发生并不起因于财经记者的报道，而是调查人员已经在调查某一与内幕交易相关联的案件。调查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财经记者的报道与其调查对象有关，故而对记者进行询问。根据英国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177条第（1）款[国务大臣认为有迹象表明1993年刑事审判法第五编（内幕交易）规定的犯罪行为可能已经发生的，可以任命一名或多名具有法律资格的调查人员为确定上述犯罪行为是否已经发生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告国务大臣] [3](P.193)可知：本案例是一宗内幕交易调查的衍生案例。由该款还可看出，调查人员的产生必须基于一定的已然事实，而且存在已经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还有，调查的启动必须得到一定机构的授权。
其次，案件之所以能够衍生，是调查人员基于法律赋予的调查权限而形成。据第177条第（3）款，[调查人员可以要求任何在其看来能够或者可能提供与上述犯罪行为有关的信息的人：(A)向调查人员提供其所掌握或控制的并且在调查人员看来，与调查对象有关的任何文件；（B）接受当面质询；或(C)不能接受当面质询的，应当向调查人员提供与调查对象有关的其所能提供的所有协助。遵守上述要求是该人的责任。] [3](P.193) 当调查人员发现财经记者所报道的文章与所调查的对象有关联，就有权要求财经记者回复询问。而财经记者可能基于惯例拒绝公开其信息的来源。此一情况下，调查人员根据第178条第（1）款将案件提交法庭。[任何人如果：（A）拒绝遵守上面第177条第（3）款规定的任何要求，或（B）拒绝回答依据该条规定被任命的调查人员向其提出的与确定任何可疑罪行是否发生有关的任何质询，经调查人员向法庭出示书面证明，法庭可就上述事实进行调查。] [3](P.195-196)
此案例文献中未说明案件是否经过别的法庭审理，故将其视为直接起诉到上议院（appeal to House of Lords）。由文中所述可知，该次审理由五名法官审理（GRIFFITHS、OLIVER、KEITH、ROSKILL、GOFF）。法官们意见不一致，最终依据多数意见来裁定案件。既没有完全支持调查人员的诉求（撤销了起诉），也没有认可财经记者的拒绝理由（裁决他必须回答对其的询问，并对它的拒绝回答处以罚金，尽管罚金由其所服务的单位来支付）。其所依据的法律包括第178条第（2）款[在听取反对或支持被指控违反前宽规定的人提供的证据及辩护意见之后，法庭认为该人无合法理由拒绝遵守前宽规定的要求或回答上述质询的，可以：(A)对其按藐视法庭罪处以刑罚；] [3](P.196)、藐视法庭法（1981）第10条。通过解释来发现这两个法律所蕴含的法律实质，并将解释用于案件的审理中。也就是说，审判官于纸上的法律条文的里面来洞察、寻觅法律的实质意义。
法律分析
当然，这一案例是因内幕交易的调查而衍生出来的一边际案件。如果要对英国内幕交易的调整规范作分析，还要将其相关法律涉入才能达到较为清晰的脉路。
首先，内幕交易案件的产生源于法律所赋予的调查权。而调查权得以产生的依据就是作为秩序的最后防线的刑事法规所呈列的法条：1993刑事审判法中第五章之内容[内幕交易（第52-64条）] [3](P.285-294)。该章节法律条文为明确判断相关行为奠定基石。更值得注意的是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177条第（1）款[国务大臣认为有迹象表明1993年刑事审判法第五编（内幕交易）规定的犯罪行为可能已经发生的，可以任命一名或多名具有法律资格的调查人员为确定上述犯罪行为是否已经发生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告国务大臣] [3](P.193)。由该条可知，内幕交易案件的发生权掌握于特定的机关：国务大臣。即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启动内幕交易案件。综上可看出英国人的固有法律思维：有救济才有法律。作为对内幕交易的规制，其目的在于维护市场的公信力。只有共信力需要救济时才能启动法律。同时救济的发生需源于一个机构而非公民个体。再有，对于内幕交易的调查根据刑事法规中的犯罪可能，呈现一个由后向前递推的（或者说前溯型）解决问题方式。这与英国习惯的自由不干涉主义思维相符合，即只有你碰线才问你，否则不问，听任其自为。
其次，内幕交易案件活动的主线在于调查权的行使。当案件产生和权力授予后，针对内幕交易的法律活动便以调查权的行使为主线展开。在调查展开前，需就调查的对象、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第177条第（3）、（4）款对此有了陈述。[（3）调查人员可以要求任何在其看来能够或者可能提供与上述犯罪行为有关的信息的人：(A)向调查人员提供其所掌握或控制的并且在调查人员看来，与调查对象有关的任何文件；（B）接受当面质询；或(C)不能接受当面质询的，应当向调查人员提供与调查对象有关的其所能提供的所有协助。遵守上述要求是该人的责任。（4）调查人员在其所认为能够或可能提供与犯罪行为有关的信息的人宣誓后，可以对该人进行审查，为此调查人员可以主持有关宣誓。] [3](P.194) 调查权是基于法律而授予，故对调查权的行使就需法律的制约，正如第177条（2）、（2A）、（5）、（5A）各款所示。[（2）依据本条规定对调查人员的任命可以限定调查的期限及被调查事件的范围。（2A）在调查过程中，国务大臣可以通过缩短或延长调查人员继续调查的时间或者将调查对象限制在特定范围内变更其任命。（5）调查人员应当在其认为合适的时间或根据国务大臣的要求向国务大成提交中期报告，并在调查结束后，向国务大臣提交终结报告。（5A）国务大臣认为适当的，可以指示调查人员就某项被调查的事件不再采取进一步措施或者仅采取指示中规定的措施；对于该项被调查事件，国务大臣要求提交终期报告的，调查人员应当提交。] [3](P.193-194)
再次，作为调查活动的相对人，其如何回应调查活动，也是法规所不可忘却调整的。第177条第（6）、（7）、（8）、（9）各款对相对人的回应做出明文规定。[（6）任何人根据本条规定的要求作出的任何陈述，可以作为对抗该人的证据。（7）任何人只要其在高等法院的诉讼程序中基于法律职业特性或在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的诉讼程序中基于职业法律顾问对当事人负有保密义务有权拒绝如此行事，则该人不得被要求披露本条所指的任何信息或提供任何文件，但律师被要求提供其当事人的名称的住所的，不在此限。（8）任何人不得被要求披露或提供根据银行业务规则该人对其负有保密义务的任何信息和文件，除非：（A）保密义务的承受者同意披露该信息或提供该文件。（B）披露该信息或提供该文件的要求得到了国务大臣的授权。（9）任何人对某份文件请求留置权的，依据本条规定对该文件的提供不得影响留置权的行使。] [3](P.194-195)
其四，当调查活动主事者调查人员与调查活动的相对人之间进行法律活动时，必然会产生相互间的对立。对于这一对立如何运用法规来调整也是立法时所需深虑的。为此，就有了第178条相关的规定。法律将调查相对人从大的方面划分为参与内幕交易的人和非参与内幕交易的人。规制了对这两类人统一适用的法规。如第178条第（1）、（2）、（6）款的各法条所示。[（1）任何人如果：（A）拒绝遵守上面第177条第（3）款规定的任何要求，或（B）拒绝回答依据该条规定被任命的调查人员向其提出的与确定任何可疑罪行是否发生有关的任何质询，经调查人员向法庭出示书面证明，法庭可就上述事实进行调查。（2）在听取反对或支持被指控违反前款规定的人提供的证据及辩护意见之后，法庭认为该人无合法理由拒绝遵守前款规定的要求或回答上述质询的，可以：(A)对其按藐视法庭罪处以刑罚；或（B）指示国务大臣对其行使本条授予的权利。法庭认为该人已经被告知出庭的权利及根据本条规定可以行使的其他权利的，无论法庭对于该违法人是否具有管辖权，均可发出上面（B）项规定的指示。（6）为本条第（2）款规定之目的，如犯罪行为或可疑犯罪行为与某人根据另一人的指示或为他人的利益进行的交易由有关，下述事实不得成为其拒绝遵守上面第178的要求或回答该条规定的质询的合理理由：（A）该人不了解另一人的真实身份；或者（B）该人受联合王国境外的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的约束，并且该国法律禁止其在未得到另一人的同意的情况下披露有关交易的信息，只要其有可能获得另一人的同意或得到该国法律的豁免。] [3](P.195-197)
而从第178条第（2）款中分出了对参与内幕交易的人的规制法条：即第178条第（3）、（5）、（7）、（8）、（9）款法条所述。[（3）法庭依据前款（B）向发出的指示与被授权人有关的，国务大臣可以向该人发出表明如下意图的通知：（A）通知发出后规定期间届满时，撤销对该人经营投资业务的授权；（B）规定时间届满时，撤销其成为被授权经营投资业务的人的资格；（C）在该人履行通知生效前所订立的合同的特定期间内，限制对其经营投资业务的授权；（D）禁止该人缔结特定种类的交易或禁止其在特定条件或特定范围之外缔结交易；（E）禁止该人向特定种类的人招揽业务或禁止其以该种方式之外的任何方式经营业务；（F）禁止该人以某种特定方式经营业务或禁止其以该种方式以外的任何方式经营业务。（5）法庭就未被授权人作出本条第（2）款（B）项规定的指示的，国务大臣可以发出指示，指出任何故意与该人或代表该人进行特定种类的投资业务交易，或在特定条件下或特定程度上进行该种投资业务交易的被授权人，违反了依据本法第一编第五章制定的任何规则，该被授权人因被认可的自律组织的会员资格或被认可的职业团体签发的证书取得授权资格的，应当视为违反了该组织或团体的规则。（7）根据本条第（3）款规定向某人发出的通知，可以由国务大臣在任何时候向该人发出撤销通知而撤销；并且国务大臣认为该人已经同意遵守有关要求或回答有关质询的，应当撤销其根据该款规定发出的通知。（8）对某人撤销上面第（3）款（A）项规定的通知，不同时具有恢复由上述通知所撤销的授权的效力，除非该人（与通知无关）在被撤销授权之前，其授权资格来自被认可的自律组织的会员资格或被认可的职业团体签发的证书；但本条规定不得妨碍被送达通知的人在通知撤销后重新成为被授权人的权利。（9）如果再国务大臣看来：（A）依据上面第（3）款规定被送达通知的人为被授权人，且其授权资格来自指定代理机关的授权，被认可的自律组织的会员资格或被认可的职业团体签发的证书，或者（B）依据上面第（7）款规定被送达撤销通知的人在该项被撤销的通知发出之时为前项规定种类的被授权人，国务大臣应当向该指定代理机关、组织、或团体送达上述通知的副本。] [3](P.196-198)
最后是案件的结局和权利的归复。内幕交易案件的调查的最终结局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调查顺利完成，中间没有出现相对人的拒绝行为。可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成立，或者有证据证明犯罪成立。这需依据1993年刑事审判法中的法条来判断。如果犯罪成立，第177条第（11）款内容需要遵守。[（11）根据本条规定的调查结果被提起诉讼并宣判有罪的，可在同一诉讼中被命令支付规定的调查费用。计算上述费用时，国务大臣有权确定的总的人员支出和行政支出的合理款项，应当作为调查费用。] [3](P.195) 其二，调查中有拒绝行为。可依据藐视法庭罪来处罚，但是否必然要依此罪处罚还需根据相关法律。本案例中就未对财经记者以此罪论。也可以对拒绝行为人处以其他处罚（如本案例所述）。在拒绝行为发生后，是否将调查进行至完成，则依据国务大臣的决定和法庭的判决。如使调查终止当以国务大臣的决定或法庭的判决形成定论，如使调查继续进行至完成则形成上述（其一）所述的结局。调查不管以何种形式终止，调查人员的权力交付并消失，不再行使。
结语
英国在其交易活动的漫长的历程中，逐渐形成其对内幕交易的调控规则。这对于我们有不可或缺的借鉴，但还应更多的关注其依据固有的习惯阐释的法律理念。对同一问题的分析会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切入点。此处将法律与案例相结合来分析，缘由在于英国是判例法国家，法官有权对法律做出解释。但其能否直接对我们其借鉴作用，还需慎思。无论如何，英国对内幕交易的规范模式和实际运作，是值得去细细研究的。
中国股市在复开的十多年来，以相当急速的跨越式膨胀发展。此间积生的问题必然会不少。如何解决是政府、学界都在努力求索的方向。但问题的积淀在弹指岁月间，其有效的解决不可妄然的想一蹴而就。必须将问题的诸因素多加细虑，才能寻求出有益的方式。如何维护市场的公信力，有效控制内幕交易是内幕交易立法及内幕交易活动不可避免的。寻求他山之石，也许会有所增益。这也是本文所期许的及立意所在。
参考文献：
[1]周正庆主编. 证券知识读本[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2]张明澍 编. 英国公司法经典案例[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卞耀武主编. 英国证券发行与交易法律[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鉴于自己学识的浅显，对英文原文的理解会出现差错，会有许多偏颇，现附上英文原文，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附英文原文：
Re an Inquiry under the Company Securities (Inside Dealing) Act 1985 [1988] 1 All ER 203 (House of Lords)
Warner, a financial journalist, had published two articles which appeared to be based on first-hand information about confidential decision within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Inspectors, who had been appointed to investigate suspected inside dealing based on the same information, required Warner to reveal his sources so that they could trace the Crown servant responsible for the leaks ; but he refused, claiming that as a journalist it was necessary for him to treat his sources as confidential. The inspectors referred the matter to the court, asking that Warner be dealt with as if he had been in contempt of court (Financial Services Act 1986 s 178). The House of Lords ruled that Warner was bound too answer the inspectors’ question. [Subsequently he was fined $20,000 for contempt, having persisted in his refusal. The fine was paid by the newspaper for which he worked.]
LORD GRIFFITHS delivered an opinion in favour of the inspectors.
LORD OLIVER OF AYLMERTON: My Lords, I have had the advantage of reading in draft the speech delivered by my noble and learned friend, Lord Griffiths I entirely agree that, for the reasons which he has given s10 of the Contempt of Court Act 1981 is not directly applicable to a reference to the court under s178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ct 1986.I also agree, however, that, even though not directly applicable, s10 is indicative of a general policy which should, on such a reference, be applied by way of analogy. Thus the essential question raised by this appeal is whether ,it being accepted that unless the information sought can be brought within one or other of the exceptions mentioned in s10 Mr. Warner has a reasonable excuse for declining to disclose it, it is information which is ‘necessary…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Like my noble and learned friend, I have found myself unable to accept that the expression ‘prevention of …crime’ in s10 of the Act of 1981 is to be construed in the narrow sense for which Mr. Kentridge has contended. Clearly, in enacting s10, Parliament was enunciating a public polic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 journalist’s or author’s sources of information. Equally clearly, in providing for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at protection should be overridden, it did so on the footing that those exceptions would have some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narrow construction contended for would, as it seems to me, largely deprive the exception of any useful content at all, for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 court or tribunal would be concerned to investigate a particular anticipated crime. The words must bear a wider meaning than that and must, I think, at least embrace the detection and prosecution of crimes which are shown to have been committed and where detection and prosecution could sensibly be said to act as a practical deterrent to future criminal conduct of a similar type. I do not, therefore, for my part doubt that a disclosure required to enable persons shown to have been engaged in a criminal activity to be identified and prosecuted is a disclosure required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to be borne in mind that the protection against disclosure is not lightly to be cast aside and that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its removal have to be positively establish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ourt. If there is danger that the exception may be deprived of any useful content by too narrow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tection itself being attenuated to an unacceptable degree if the need for positive establishment of those requirements is too lightly regarded. What has chiefly concerned me in the instant appeal is whether this onus has been sufficiently discharged by the evidence filed on behalf of the inspectors. In my judgment, however, it has only narrowly been discharged and I am concerned that it should not be thought that the protection afforded by the Act can be overcome merely by a ritualistic assertion on affidavit that particular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Obviously the court will pay a proper regard to the views of things, know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the stage which their inquiries have reached and what is needful for their successful prosecution. But it cannot, in my judgment, and must not be thought to be sufficient dimply to say that the inquiry upon which the body is engaged is one which has as its object the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that, because a deponent says that certain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inquiry, it therefore follows inexorably that the information is necessary for ‘the prevention of…crime’. The court must, in my judgment, be presented at least with sufficient material to enable it to exercise an independent judgment on the extent of the need.
If the evidence filed on behalf of the inspectors is open to the criticism that it could have been more specific about the results so far of the inquiries undertaken, one can, at the same time, see very good reasons why the inspectors, in an inquiry whose avowed purpose is to identify and report on criminal activity, should not wish to reveal in greater detail than is strictly requisite the course which their inquiries are taking. What the evidence does disclose is, first, that their is a ring of people who have dealt on the Stock Exchange using price-sensitive information derived from at least one servant of the Crown. Secondly,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ealing have been on a considerable scale. Thirdly, it is an irresistible inference that the Crown servant or servant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the price-sensitive information has or have been acting in breach of a duty of confidence. Fourthly, the inference is well-night irresistible that unless both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persons engaged in the ring can be identified and stopped the course of criminal conduct involved in such dealings is likely to continue. Fifthly, it is beyond dispute that Mr. Warner, without any suggestion of impropriety on his part, is the author of two articles in which unpublished information has been deployed with an accuracy which cannot reasonably be attributed to mere coincidence. That information clearly was, before its publication by Mr. Warner, price-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it can, initially, only have come from a Crown servant. Now obviously the precise purpose which will be served by the disclosure of the source of Mr. Warner’s information is not capable of being predicated with complete accuracy until the disclosure takes place, but I cannot for my part think that the evidence can properly be criticized as insufficient simply on that score. It may be that it will lead, whether by way of original inquiry or by way of confirmation, directly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member of the ring or of the Crown servants involved. It may be that it will lead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someone not at present even suspected as a member of the dealing ring or to the revelation of a second and at present unidentified ring of dealers. It may be entirely inconclusive or serve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elimination. None of these results appears to me, on analysis, to disqualify it as information ‘necessary…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for, if the exception in s10 is to have any sensible operation, it cannot, in my judgment, be a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such information that the result to which it will lead should be capable of being predicated with precision before it is even known what the information is. For these reasons and for the reasons contained in the speech of my noble and learned friend, Lord Griffiths, I agree that the appeal should be dismissed.
LORDS KEITH OF KINKEL, ROSKILL and GOFF OF CHIEVELEY concurred.


山西省大同市人大常委会


大同市城乡规划条例

（2010年10月27日大同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1年1月14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城乡规划的制定
第三章 城乡规划的实施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
第三节 建设项目用地规划管理
第四节 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第四章 城乡规划的修改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确定的各项规划原则，主城区规划应当符合一轴双城、分开发展，传承文脉、创造特色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建设宜居、利居、乐居的魅力城市。镇、乡、村规划应当注重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特色化城镇。
第四条 市、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科学编制城乡规划并组织实施。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城乡规划的编制和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对编制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给予财政支持。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和公众代表组成的城乡规划委员会，对城乡规划编制和实施的重大事项进行研究，为决策提供依据。
第五条 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遵守国家、省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技术规范，制定适合本行政区域的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必须严格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城乡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举报或者控告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举报或者控告，应当及时受理并组织核查、处理。
第六条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乡规划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并具体负责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城乡规划管理的相关工作。
镇、乡人民政府负责本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组织编制、实施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 城乡规划的制定

第七条 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
城镇体系规划包括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第八条 城乡规划的编制和景观设计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编制城乡规划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规划、计划、统计、勘察、测绘、地籍、地震、水文、气象、环境以及地下设施等基础资料。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有关单位应当根据编制城乡规划的需要，及时、无偿向城乡规划编制部门提供有关基础资料。
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做好城镇勘测工作，组织测绘城乡规划工作需要的大比例地形图。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县域城镇体系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报省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备案。
城镇体系规划期限一般为二十年。
第十条 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大同市城市总体规划，由省人民政府审查后，报国务院审批。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总体规划，由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报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备案。
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镇总体规划，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大同市城市规划区内的镇总体规划，由县（区）人民政府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由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由县（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城市、镇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为二十年。
第十一条 城镇体系规划，城市、镇总体规划，乡规划确定需要编制规划的村庄，应当编制村庄规划；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镇、乡、村庄，不再编制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
第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乡规划、村庄规划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其中市城市规划区内的乡规划、村庄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历史文化名村规划由县（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三条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市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备案。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备案。其他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在市城市规划区内的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在市城市规划区外的报县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四条 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涉及下列区域的，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城市设计导则：
（一）大同古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
（二）城市各级行政中心、公共活动中心以及镇的商业文化中心；
（三）城市广场周边和城市主要干道沿线；
（四）城市滨水地区及城市公园；
（五）火车站、民用机场和客运交通枢纽地区；
（六）城乡规划确定的其他重要区域。
城市设计应当对上述区域的总体形态、公共空间、交通系统，建筑物的造型、体量、色彩、风格等内容提出规划管理要求。
第十五条 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以及镇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重要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报市、县人民政府审批；其他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由建设单位依据规划条件组织编制，报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由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市人民政府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报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备案。
城乡发展规划确定的独立产业用地总体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由所在地市或者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市或者县人民政府审批，并报上一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区和历史建筑应当编制保护规划，保持和延续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第十八条 制定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和镇总体规划、乡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严格执行《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规定的禁止、限制和适宜开发的地域范围、空间管制措施及有关强制性内容。
第十九条 各类专项规划应当服从城市总体规划，相互街接。各类专项规划由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或者会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批后，纳入城乡规划，并报城镇体系规划、总体规划审批机关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备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总体规划在报送上级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先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镇、乡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镇总体规划和乡规划在报送上级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先经镇、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代表的审议意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村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应当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
第二十一条 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将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公告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
第二十二条 城乡规划批准前，审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或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技术机构进行审查。
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和理由。
第二十三条 批准的城乡规划，由组织编制机关依法向社会公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除外。

第三章 城乡规划的实施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状况，尊重群众意愿，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城乡规划。
第二十五条 御东新区建设应当按照构建生态现代化新城的要求，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严格限制开发强度；优先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医疗、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城市设计，优化城市景观；严格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推进生态绿地建设。
第二十六条 城镇旧区改造应当整体规划，合理确定建设规模，成片开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历史环境，传承传统风貌；完善绿地、商业网点、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优化城市交通，增强城市综合功能。
第二十七条 大同古城保护应当坚持整体保护、重点修复、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按照大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整体保护大同古城的文物古迹、独特街巷和里坊格局、空间尺度、历史风貌。
第二十八条 大同古城内不得擅自进行下列建设行为：
（一）新建、扩建、改建、翻建建筑物；
（二）进行建筑物立面装修；
（三）设置店名牌匾，设立户外广告设施；
（四）其他影响大同古城整体环境和传统风貌的建设行为。
第二十九条 大同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街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历史文化遗产周边应当划定环境协调区。对在环境协调区规划的建设项目，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控制其建设高度、体量、色彩和风格。
第三十条 市、县、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近期建设规划，确定近期城镇发展的原则、措施、重点内容、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
近期建设规划应当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报总体规划审批机关备案。近期建设规划的规划期限为五年。
第三十一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市、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规划年度实施计划。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应当与年度投资计划和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相衔接，明确规划年度实施计划的主要内容，统筹安排重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环境和保障性住房等建设。
规划年度实施计划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审议意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应当予以公布，并报上一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二条 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城中村应当统一规划，集中改造，分步实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行建设，影响城市规划的实施。
第三十三条 城乡规划确定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道路、绿地、输配电设施及输电线路走廊、通信设施、广播电视设施、管道设施、人防工程设施、河道、水库、水源地、历史文化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防汛通道、消防通道、垃圾填埋场及焚烧厂、污水处理厂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以及其他需要依法保护的用地，禁止擅自改变用途。
第三十四条 建设项目沿道路、河道、绿化带等公共用地进行建设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代征上述公共用地中的集体土地。代征用地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由建设单位拆除。
居住区域内的中小学、幼儿园，社区管理用房、医疗卫生用房，文化体育等设施由建设单位按照城乡规划技术规范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配建。
第三十五条 住宅区和行政办公区、城市广场、公园、商业街区、文教卫生体育场馆、车站等公共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大同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配置机动车停车场位和公共厕所。
规划建设的停车场位和公共厕所不得改变用途。
第三十六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作出直接关系日照、通行、排水等他人利益的规划许可决定前，应当将拟许可的事项和内容在项目所在地醒目位置予以公示，必要时采取征求意见会、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建设项目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公布规划许可内容。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公示规划许可证件、经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接受公众监督，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除外。
第三十七条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或者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承担设计任务，并应当依据规划设计条件、城乡规划技术规范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进行编制和设计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和施工图。　　
第三十八条 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建筑立面装修方案及施工图编制设计完成后，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申请规划技术审查。经审查符合城乡规划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向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审查结论报告。
重大项目和特殊地段建设项目应当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
第三十九条 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应当符合城市规划和人防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规划审批手续；地下空间用于工业、商业、旅游、娱乐、仓储等经营性用途的，应当办理有偿使用手续。
第四十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内容进行施工，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不得进行施工。

第二节 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

第四十一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参与建设项目前期有关可行性论证和审查工作，提供规划意见。
国家规定需要办理选址意见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
　　（一）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审批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及设立开发区，向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
（二）市、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向同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备案的建设项目，向项目所在地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
第四十二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持以下材料向有关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
（一）选址申请；
（二）选址方案图；
（三）需要选址研究报告的，还应当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的规划选址研究报告；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上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选址意见书的建设项目，项目所在地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提出初审意见。
第四十三条 选址意见书有效期为二年。需要延期的，应当在期满前三十日内向原核发机关申请延期，经批准可以延期一次，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取得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的，选址意见书自行失效。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取得选址意见书或者选址意见书过期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或者核准建设项目。

第三节 建设项目用地规划管理

第四十四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持以下材料向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
（二）选址意见书；
（三）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四）土地权属单位或者土地部门预审意见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意见；
（五）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设工程总平面设计方案规划技术审查报告；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后，由土地主管部门划拨土地。
第四十五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市、县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出让前，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面积、使用性质、建筑密度高度、容积率、绿地率、停车位指标、各类规划控制线、必须配置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规划条件，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应当持以下材料向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
（二）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四）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设工程总平面设计方案规划技术审查报告；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擅自改变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擅自改变规划条件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予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第四十六条 规划条件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批准用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撤销有关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应当及时退回；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四十七条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有效期为二年。需要延期的，应当在期满前三十日内向核发机关申请延期，经批准可以延期一次，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未能取得延期批准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取得批准用地文件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

第四节 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第四十八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持以下材料向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
（二）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建设项目的选址意见书；
（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四）建设用地批准书及附图；
（五）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以及相关部门手续；
（六）建筑方案和施工图规划技术审查报告；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四十九条 在主城区、县城内进行房屋大修或者翻建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持以下材料向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需提供下列材料：
（一）房屋维修申请；
（二）房屋、土地权属证书；
（三）房屋鉴定意见；
（四）维修或者建筑设计方案规划技术审查意见。
房屋维修和翻建不得改变原位置、原性质、原层数、原占地面积、原高度和建筑原有外形和色彩，不得影响相邻关系及空间景观。
第五十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进行供水、排水、电力、通讯、供气、供热等管线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五十一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改变建筑物外形和色彩，设置户外广告、店名牌匾、雕塑、围墙、大门、建筑小品及夜景灯光等环境艺术设施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五十二条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效期为二年；需要延期的，应当在期满前三十日内向原核发机关申请延期，经批准可以延期一次，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未获得延期批准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失效。
第五十三条 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放线，未经放线不得开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放线后，建设单位须严格按照放线位置施工。
多层建筑在基础工程或者隐蔽工程施工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初验。经初验合格后，方可进行基础工程或者隐蔽工程建设。
多层和高层建筑工程施工至正负零时，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验线，经验线合格后，方可进行主体施工。
市政地下管线敷设后覆土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验线，经验线合格后方可覆土。
建设工程竣工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测绘建设工程用地范围一比五百的地形图。
第五十四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城镇建设用地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向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城镇建设用地外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镇、乡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镇、乡人民政府报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申请；
（二）需要提供选址论证研究报告的建设项目还应当提供选址论证研究报告；
（三）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规划技术审查意见；
（四）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及施工图；
（五）建设用地相关证明，占用农用地建设的须一并提供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村民住宅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办理按照省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规定的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需变更的，必须向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准。
经依法变更的，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土地主管部门并公示；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报土地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十六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一经出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规划条件确定的容积率；确需变更规划条件确定的容积率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变更的理由；
（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调整的必要性和规划方案的合理性进行论证；
（三）在媒体上进行公示，采用多种形式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应当组织听证；
（四）经专家论证、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提出容积率调整建议并附论证、公示（听证）等相关材料报城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五）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方可办理后续的规划审批，并及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土地主管部门；
（六）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根据变更后的容积率向有关土地主管部门办理相关土地出让变更手续。
第五十七条 建设项目因施工或者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安全设施确需进行临时建设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和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影响近期建设规划或者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实施以及交通、市容、安全的，不得批准。
临时建设应当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自行拆除。
临时建筑物、构筑物不得改变使用性质，不得出租、转让。
第五十八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持以下材料向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规划条件核实：
（一）规划条件核实申请；
（二）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建设工程验线验收技术审查报告；
（四）建设工程竣工核实技术报告。
经核实，符合规划条件的，核发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未取得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房屋权属登记机关不得办理权属登记。
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竣工验收有关资料。

第四章 城乡规划的修改

第五十九条 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定期对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形成评估报告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审批机关备案。
经评估需要对规划进行修改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修改申请。
第六十条 城市总体规划和镇总体规划的修改应当依据城乡规划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第六十一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分为修编、调整和补充。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镇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第六十二条 修编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应当对修编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征求专家、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研究报告，经同意后，方可编制修编方案。修编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报批。
下列情形属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编：
（一）因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或者专项规划，对已批准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区域的功能与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
（二）对局部地段的主要用地结构进行调整的；
（三）对城市规划道路红线（三十米以上）、绿线（不含组团绿地）、蓝线、紫线、黄线控制线进行重大调整和取消的；对公益性公共设施和市政设施用地进行重大调整或者取消的；
（四）规划地块公共设施用地容积率指标调整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居住用地容积率指标调整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五）对下列城市重要地区的建筑限高的调整：
1、大同古城及其周边二百米范围；
2、历史文化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3、城市各级行政中心、公共活动中心以及镇的商业文化中心；
4、城市广场周边和城市主要干道沿线；
5、城市滨水地区及城市公园；
6、火车站、民用机场和客运交通枢纽地区；
7、城乡规划确定的其他重要区域。
第六十三条 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应当提出调整方案，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公布实施，并按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备案。
下列情形属于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
（一）三十米及以下城市规划道路的调整，以及因道路调整产生的地块和指标变化的；
（二）红线、绿线、紫线、黄线、蓝线围合控制用地范围之外的用地性质调整；
（三）规划地块公共设施用地容积率指标调整在百分之五十以内，居住用地容积率指标调整在百分之二十以内的，或者其它规划性质用地容积率调整的；
（四）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在容积率调整范围内相应变化的。
第六十四条 补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报原审批机关备案后公布实施。涉及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应当征求其意见。
下列情形属于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补充：
（一）按照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地块用地性质属于建设用地适建范畴的；
（二）将居住、工业用地调整为绿地，或者为满足配套需求，调整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且对周边无不良影响和不增加容积率的；
（三）经相关权益方协商同意，局部调整相邻地块边界的或者按照土地权属调整用地边界的；
（四）按整体街坊由一家单位统一开发建设，在总容量不变、保证居住用地中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或者组团绿地用地规模不减且具有合理服务范围和保障实施的前提下，对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组团绿地位置进行适当调整的；
（五）在总容量不变的情况下，对建筑密度、非城市重点地段建筑高度进行适当调整的；
（六）因城市规划的调整或者因城市基础设施、公益性公共设施建设需要导致已出让地块的大小发生变化，虽规划条件未变，但因规划技术计算导致容积率、密度发生变化的；
（七）经征得相关主管部门同意，对交通和市政等基础设施规模和布局调整，且符合相关规划或者政府要求、满足功能和服务半径要求的；
（八）因道路、河道、电力高压线等工程规划或者实施而局部调整红线、绿线、蓝线、黄线等规划控制线，且在规划总体控制要求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调整相关地块规划指标的；
（九）原控规因信息收集不全面，与已办理规划手续有矛盾的；因地形图原因造成有关参数不准确或者缺失的；用地边界不准确与土地使用证不吻合的，在核实情况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第六十五条 修改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第六十六条 修改近期建设规划的，应当将修改后的近期建设规划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镇人民代表大会和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六十七条 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总平面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不得擅自修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进行修改。
（一）调整住宅户型、住宅平面尺寸的；
（二）建设过程中发现地下文物、人防设施、地质灾害的；
（三）增加公共设施、公共绿地的；
（四）城市规划实施和重点工程需要调整的。
在批准前，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征求意见会、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修改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六十八条 已建成的建筑物、构筑物的规划使用性质不得擅自变更。需要变更的单体建筑物、构筑物规划使用性质的，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征求意见会或者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同意变更的，办理规划变更手续。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六十九条 市、县人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加强对城乡规划编制、审批、实施、修改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向公众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第七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镇、乡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并接受监督。
第七十一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有关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给予行政处罚的，上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建议有关人民政府责令其给予行政处罚。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作出行政许可的，上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撤销或者直接撤销该行政许可。因撤销行政许可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七十二条 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并进行复制；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并根据需要进入现场进行勘测；
（三）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的行为。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履行前款规定的监督检查职责，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依法应当编制城乡规划而未组织编制，或者未按法定程序编制、审批、修改城乡规划的；
（二）超越职权或者对不符合法定条件核发规划许可证件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核发规划许可证件的；
（四）未依法对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予以公布的；
（五）同意修改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前未采取征求意见会、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的；
（六）发现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违反规划许可的规定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的行为，而不予查处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依法处理的。
第七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对未依法取得选址意见书的建设项目核发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文件的；
（二）未依法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中确定规划条件或者改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依法确定的规划条件的；
（三）对未依法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颁发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的；
（四）对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竣工认可证的建设单位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项目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合同约定的规划编制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并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城乡规划编制业务的；
（二）违反国家、省有关标准编制城乡规划的；
（三）违反上位规划编制城乡规划的；
（四）违反规划条件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
未依法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六条 工程设计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和施工图的，由项目所在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合同约定的设计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一）占用铁路、公路、机场、道路、公共停车场等用地进行建设，影响交通的；
（二）占用管道设施、输配电设施及输电线路走廊、通信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垃圾填埋场及焚烧厂、核电站、污水处理厂、净化水厂、燃气调压站、换热站、热力站等市政基础设施用地进行建设，影响市政基础设施正常运行的；
（三）占用防汛通道、消防通道、机场净空、河道进行建设影响安全的；
（四）占用水库、水源保护地、林地、自然保护区等自然资源保护用地进行建设，影响自然资源保护的；
（五）在大同古城内或者占用历史文化保护区及其环境协调区进行建设，影响历史文化和历史环境保护的；
（六）占用绿地、广场等进行建设，影响生态环境和市民休憩的；
（七）占用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公共交通、行政办公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进行建设，影响公共服务设施正常运行的；
（八）其他占用依法保护的用地进行建设，影响城市规划实施的。
第七十八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可以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逾期不采取改正措施或者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责令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前款所指可以采取改正措施的违法建设工程，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处于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且不影响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的；
　　（二）不危害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不影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正常运行的；
　　（三）不违反城乡规划确定的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要求的；
　　（四）没有引起相邻纠纷、不良社会影响，或者经过改正后可以消除的；
　　（五）市、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施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进行建设的，在收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的决定后继续施工的，由项目所在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三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擅自变更建筑物使用性质的，由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可以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逾期不采取改正措施或者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责令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变更规划的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造型、色彩或者不按规划条件设置户外广告、店名牌匾、雕塑、夜景灯光、围墙、大门、建筑小品等环境艺术设施的，由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强制更改或者拆除，更改、拆除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配建中小学、幼儿园、社区管理用房、社区文化体育设施、机动车停车场位的，由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配建；逾期不配建的，不得进行竣工验收。
第八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内的城中村擅自建设的，由镇、乡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拆除。
第八十三条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镇、乡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拆除。
第八十四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并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一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
（二）未按照批准的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
（三）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
（四）改变临时建筑物、构筑物使用性质或者出租、转让临时建筑物、构筑物的。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在施工现场公示规划许可证件和经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设工程设计总平面图的，由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公示；逾期不公示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六条 未经放线、验线，擅自进行建设的，由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未按规定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的，由市、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报；逾期不补报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八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违法建设作出责令停止建设的决定后，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拒不停止建设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供水、供电单位停止对施工场地供水、供电。供水、供电单位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断水、断电。
　　第八十九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人民政府应当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强制拆除的费用由违法当事人承担。
第九十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对违法建设处理结案前，可以暂不受理相关违法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的其他规划许可申请。

第七章 附 则

第九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大同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