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

摘　要:
长期以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允许被害人向被告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现行法律体系中民事实体法规定了精神赔偿，而刑事诉讼法又否定了精神赔偿。司法实践中存在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矛盾，适用出现不平等，不利于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得到公平的待遇，损害了司法公正，也有违立法的初衷。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出发，分析了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冲突和弊端，合理借鉴英美法和大陆法两大法系的相关法律，进一步探讨了阻却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确立的现行法律观点，并提出了确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
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 精神损害赔偿


Research of Compensation of Criminal Mental Damage

Abstract: Since long ago, whether does the criminal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allow the victim to the accused person to propose the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request question, in a legal science theory existence greater dispute, in the present legal framework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has stipulated the spiritual compensation, but Law of Criminal Procedure also denied the spiritual compensation.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has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and th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contradiction, is suitable appears not equally, is disadvantageous obtains the fair treatment to the litigant in the lawsuit activity, harmed the judicature to be fair, also had disobeys the legislatio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thought must establish the criminal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s system. Embarked from our country criminal activity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system present situation, has analyzed the conflict and the malpractice which in the legislation stipulation, the judicial practice existed, reasonably profited from the English America method and the continental method two big legal systems related laws, further has discussed the anti- actually our country criminal activity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establishment present point of law, and proposed established our country criminal activity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 damage compensate system the legal basis.


Key Words: Criminal prosecution Supplementary civil action Spiritual harm Compensation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公民对精神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也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特有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她的问世和实施不仅是我国人权制度的完善，也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但现阶段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仍然是不健全的，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大量的司法实践中也证实了确立该项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仅限于民事方面。而在刑事诉讼，目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立法的一个瑕疵、乃至缺陷，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一、问题提出
对于侵犯人格权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犯罪等，这些行为本身首先是一种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更大，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损害也更严重。但是如果将犯罪行为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外，将会造成一种荒谬和不合逻辑的现象：在侵犯他人人身权，给他人身体造成伤害，但是由于侵害程度较轻而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受害者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侵害程度较重而构成故意伤害罪时，被害人反而丧失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法律既然肯定对侵害人身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赔偿，又否认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法律上的自相矛盾。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建议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避免法律冲突，维护程序法和实体法正常的法理关系，确立公平科学的法律赔偿体系，减少诉累，提高诉讼效率,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1、刑事立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均限定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方面的损失，具体而言法律又有不同的表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用的是“物质损失”；同条第二款用的是“财产损失”；刑法第三十六条用的是“经济损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理解为在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问题上，尽管其表述的概念不同，但都没有超出“物质损失”这一范围。这显然是我国立法环境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一个表现。由于立法上未予明确，司法实践也就无法可依。从现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规定来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赔偿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按照最高院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仅限于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犯罪行遭受损失或财产被毁而遭受的损失，被害人因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损失，只能由法院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或者在退赔不足弥补被害人损失时，由其向民庭另行独立起诉。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９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其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批复均将赔偿限制在物质损失赔偿，对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

2、民事立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这一规定虽然对涉及精神赔偿予以确认，但仍不够明确。为此，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从这次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司法解释来看，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范围进一步扩大，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有了一定标准。

3、宪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从根本上肯定了公民的精神利益受法律保护，不得侵犯。从理论上讲，刑事案件的被害人遭受到损害，无论是物质上的损害，还是精神上的损害，都应当得到赔偿。遭受的精神损害无疑也要给予赔偿，这应是宪法作上述规定的应有之义。
由上可见，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求赔偿，既与宪法和民事立法相冲突，也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将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是法律公正精神与效率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刑事法律规定对精神损害是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而提出赔偿请求的，只有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的局限性导致了我国刑事立法和民事立法关于赔偿范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造成了审判实践的不配套和不协调，而且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司法实践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２年７月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法院判决不赔偿精神损失是合法的，但是在实践中却极其不合理。例如2001年5月，我国首例由强奸犯罪而引起的贞操权损害赔偿案，被害人获得8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然而二审于2002年12月6日作出的终审裁定，撤销一审法院有关赔偿被害人8万元的判决。①该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讨论，基本上认为这一裁定不合常理。此外,还有“太原警察活活打死北京警察案”,“马加爵杀人案”等也都没有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另外，从近年来多次发生的重大毁容伤害案件看，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十分明确，即通过实施残忍的物理和化学手段，意图阻断被害人同外界的社会人际交往，剥夺了被害人的人体形态美，造成被害人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忧郁之中，正常的生理反映和心理活动均被深度抑制，甚至会不间断地出现厌世和轻生情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既然已经确认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受到侵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相比之下，故意杀人、强奸、抢劫、重伤、绑架、非法拘禁等暴力性犯罪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造成了较民事侵权行为更为严重的伤害，故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犯罪，所引起的精神损害更应得到赔偿。
重庆市开县某中学一名16岁少女小玉被该校一名教师赵某强奸，一审竟然宣判无罪，二审虽然认定有罪，却只判刑一年，在精神赔偿方面，法院只是象征性地判决赔偿了108元的医疗费，认为在少女的身心健康、名誉方面，没有造成影响，因此罪犯既没需要进行精神赔偿，也不需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在强奸犯罪案件中，由于被告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失去贞操，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其精神损是显而易见的。
从司法实践来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损失赔偿的做法弊多利少，是不可取的，主要表现在：
首先，不符合公平原则。不久前，一位称其家人受加害人故意伤害造成残疾，加害人被处有期徒刑。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法院未予保护。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当事人不解，大呼


①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2005481 北京青年报： 陈阳阳 全国首例贞操权案被驳回
不公平，且称不如“私了”。②这样动摇了人们对法律公正的信任基础，我认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基于个案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应受到法律保护。
按照民法的相关规定，公民的人格权遭受不法侵害，加害人应赔偿被害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并且伤害程度越重，被害人得到的赔偿应当越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理应得到更多的赔偿，但按现行刑事法律规定，当一个侵权行为达到犯罪程度时，也就是被害人的伤害程度越严重时，被害人得到的赔偿越少。例如，毁人容貌的侵权行为在未构成犯罪时，根据民事法律的规定，被害人既可获得经济损失赔偿，又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但在毁人容貌行为达到犯罪时，被害人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种情况对被害人极为不公平。有些犯
同居问题及其法律思考

思 琳


恩格斯说：“今日的性爱，与单纯的欲望，与古代的恋爱之神，在本质上大有区别。第一，它是以恋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第二，性爱有着这样的强烈性与持久性，即在这种强烈性与持久性之下，在双方看来，不能得到对方以及与对方分离都是一件大不幸，虽然不是最大的不幸；两方为互相占有起见，甘冒很大的危险，以生命为赌博，......."1
恩格斯说：“结婚的完全自由，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与由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的消灭，把那在今日对选择配偶尚有巨大影响的一切经济旨趣除去以后，才能达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动机存在。” 2他还指出：“如果道德的婚姻只是根据爱情的婚姻，那么唯有恋爱继续存在的婚姻，才是这种婚姻。......要是感情已经完全消失或由新的热烈的恋爱把它排挤的话，那么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社会，都是幸福了。” 3
除了相互的爱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动机的恋人。他们的爱，是道德的。他们没有时间重建家庭去实现道德的婚姻。只能维持现状。维持现实，要付出代价，被不齿为：通奸、私通或叫婚外恋，经常表现为同居。
同居已经成为为数不少年轻男女的生存常态。本文试图通过对同居现象的考察，思考关于同居的法律问题。

同居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同居，这样解释：①同在一处居住；②指夫妻共同生活。
一些专家给现代的“同居”这样的定义：①为了一定时期的快乐的行为；②试婚；③不履行法律的形式的事实婚姻。
《中华人们共和国婚姻法》中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解释为“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这里“同居”一词仅仅指的是“共同居住”，
重婚与非法同居。重婚与有配偶与他人同居都是非法的。非法同居一般指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们共和国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规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有配偶与他人同居"不同于重婚和婚外恋。重婚是犯罪行为，指有配偶而重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同居应是以婚姻名义的，应受刑法制约。违反纪律、道德界限，搞婚外恋、通奸则属于纪律和道德谴责范畴。判断是否为"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就要看双方关系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关系的稳定性和是否居住生活等方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婚外同居规定了认定标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共同生活，关系相对稳定，且共同生活的时间达到３个月以上。
同居、通奸与婚外恋。通奸与婚外恋都可以表现为同居，其质的区别在于：通奸意在性关系；婚外恋意在恋情，重在爱。共同点：都是性关系。性关系也是有区别：性交与做爱就不同。性交是生理的，没有爱也可能性交；做爱首先是爱，既是生理的同时必须是心理的。灵肉一致才叫做爱。

同居浪潮在国外
　在世界历史上，一些思想前卫的人较早地公开同居，以此作为对抗传统和封建意识的一种形式。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和需要，不去结婚，不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他们选择了同居这一两性结合的方式。世界上有一些很著名人物无视传统的婚姻制度，为自己选择了同居的生活方式。
　　最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恩格斯，他终身未婚，而是在22岁时，与一个爱尔兰的纺织女工玛丽-白恩士同居在一起，建立了新型家庭。与玛丽的结合，促进了恩格斯对工作阶级状况的了解，使他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彻底背叛了他的资产阶级家庭。4
　　19世纪法国的小说家乔治桑，她经过了一次不成功的婚姻，由于她不能忍受男人的权威意识，一生为妇女摆脱夫权，为保障女性的身心自由而斗争。在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她违背了一切传统惯例，一生充满浪漫色彩。她与波兰音乐家萧邦的同居了八年，尽管有不少非议，但是这惊世骇俗的爱情为他们在各自的文学和艺术创作中，焕发出大量的激情与灵感。5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让·保罗·萨特和女权主义的先驱西蒙那·德·波娃，他们二人终生生活在一起，却不履行结婚手续。他们都可以去体验风流韵事，二人的关系却一直维系不衰。他们都认为只要二人永远相爱并生活在一起就够了，这就是婚姻的本质，而无需去办理什么手续。萨特曾提出过结婚，但他又指出，婚姻的俗套将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与日本姑娘安娜从1916年同居，当时他们两个家庭都反对他们的结合。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回国，他们同居了二十多年，育有五个子女。始终没有履行过结婚手续。郭沫若曾对友人说过，结婚是恋爱的葬礼，常保持纯洁的爱情心境，是最理想的。6
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家肖红与肖军，肖军搭救肖红时，她已经是一个待产的孕妇，肖红分娩以后，他们就同居了。那时在左翼圈子里，婚礼的形式是不需要的。
许广平与鲁迅在反抗旧社会旧礼教的共同斗争中，从师生、战友发展到恋人，并同居生活。许广平在谈到她与鲁迅的恋情时坚定地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他们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与压迫”，不畏惧那些戴着“道德”的面具专唱高调的人们“给予的猛烈袭击”，坚定地共同生活在一起。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掀起了性解放浪潮，蔓延到东欧许多国家，尝试婚姻、模拟婚姻、同居不婚大有同传统婚姻制度分庭抗礼之势。近半个世纪来，同居现象在西方的发展经久不衰，人们既尝到了它的甜头，也领略了由此带来的困扰与忧虑。
美国从6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迅速发展及女权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男女两性角色冲突加剧，“离婚爆炸”打破了家庭的稳定，非婚同居者增加，婚前性关系和婚外性关系普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加深，少女怀孕问题严重。究其原因，传统的婚姻价值观与家庭责任感被自我满足的追求所取代。根据最近???料，美???00??δ信??樱??970的?底值?倍。年青的男女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冗x?裢?佣?皇侵苯咏Y婚，所以曾?同居的男女的?底???^400?。7
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1968年法国只有百分之三的夫妇不登记结婚，而到1998年，不登记结婚的夫妇就接近200万对，相当于每五对夫妇中就有一对不登记结婚。
　　同居之风近些年来在观念较为保守的东方也逐渐流行。韩国电视剧《爱情是什么》里的年轻人就标榜这样的爱情观。据报载，有韩国留学生著文谈到这部片子时写道：现在想结婚的人日益减少，想离婚的人却显著增加。韩国出版了《试婚而后结婚好》一书，“试婚而后结婚好”的说法流行起来。现在，恋爱与结婚不是一回事的观念已是大多数韩国年轻人的爱情观了。尤其是最近持有“结婚之前一起生活一段再决定结婚与否，是防止结婚后离婚的好办法之一”，这类想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认为，为了把握两个人的配合程度，也就是把握性格、爱好、生活观、价值观等，而不计较双方之间的出生背景与经济条件。在交往中发生矛盾，就是分手也无所谓，他们认为如果婚前发现不合适，就应该在婚前分手才对。对他们来说，爱情与结婚并不是一回事。
　　新一代的日本妇女在婚姻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她们也并不急于走人婚姻，单身女士的比例也在上升。已经在公开讨论欧美兴起的“新同居时代”——即数男数女同居在一起，一些青年人不肯成年，向着“立”的相反方向逃离，并且与朋友们合居。
我国的城市男女同居，没有西方那些复杂的背景和情况。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同居属于“试婚”性质。但是，“试”而不婚是普遍的结局。正如某些同居者所说：“我既然能喝到免费的牛奶，干吗还要养奶牛？”一个女孩与男友同居一年半载，“新娘变旧娘”，男友娶她为妻的兴趣多半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一位坚决离弃女友的同居男人这样替自己辩护说：“本来就是试试看嘛。就像你到商店试鞋，不能试哪双买哪双，要试到合适的才买。”他还补充说：“女友毫无新鲜感和刺激性了，娶她做妻子岂不糟蹋了我的新婚之夜？”
至于那些纯粹是为了满足暂时性欲而同居的男女，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其同居关系破裂得更快。连续的同居成“瘾”，对婚姻就淡漠了。习惯于同居生活方式、寻求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享乐的人，日后越来越难以进入婚姻这座“围城”了。
是否同居关系会培育一批“快乐的单身汉”呢？至少对女性来说，回答并不轻松和乐观。在我国，同居关系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与保护。女方在同居中怀孕，堕胎或生养私生子等，男方不负补偿的责任。在专家门诊中，常有年轻女性咨询关于未婚堕胎、引产造成了健康损害或未婚生育子女，能否向男友索要“赔偿费”的问题。迄今，我国的法律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女性同居者一般视同居为走向婚姻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但男性同居者则多半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过性生活的机会，无需什么承诺。一个女人的同居意愿可能恰好是冒险给男人送去一个错误的信号。如果一个女人真的想让男人娶她为妻并珍惜她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男人轻易地得到她。“来得容易去得快”，这是人所共知的规律，在同居关系上也不会例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如果你选择在婚前同居，你的婚姻就更有成功的把握；但确有证据表明，婚前同居过的夫妻离异率更高。
《四川在线》和《三九健康网》报道：记者就大学生同居的问题走访了西安、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６大城市的一些著名高校。采用无记名问卷式随机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婚前同居行为表示“可以理解”或持肯定态度的占４８．５％，“说不清的占２７％。也就是说几乎７５％以上的大学生差不多“认可”或“不反对”同居这一现象。在口答“当您的恋人向您提出婚前性行为的要求，您将采取什么态度”，其中表示答应或可能答应的大学生竟占５６％；在回答“只要确立恋爱关系，就可以发生性行为”这一问题，接受此观念的大学生占２３．５％，“说不清”的占３５％；在回答“您有过和异性同居的行为吗”问题时，表示“有”的竟占５２％，而女生竟高达６７．３％。
《家庭》杂志社家庭研究中心与有关机构合作，调查了广州地区的100名非婚同居者。调查资料显示：
　　1.非婚同居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 ：年龄一般不超过30岁（占66%）；教育程度在初中与高中之间（分别占32%、45%）；职业以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居多（分别占20%、18%和14%）；性观念较“开放”。
　　2.非婚同居的理由：67%的人选择非婚同居是“因相爱而生活在一起”，只有1/6的人表示非婚同居目的是试婚，认为非婚同居是“可取”的最大理由则分别为“可以为正式结婚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占25%），“有助于日后正式结婚后夫妻幸福和谐”（占24%），以及“发现双方不合适容易分手”（占24%）。这表明“试婚”是那些非婚同居者的最主要的动机。
　　3.男女双方在同居问题上是否“一拍即合”：近半数（46%）是男女双方都有这样的想法而同居的。由男方提出，女方乐意接受的占17%，“因为已经发生性关系，不得已而为之”的占11%。同居中的男女双方基本上属于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关系，他们之间只有12%在口头上或书面上有过同居的约定或订过合同等；但约束力显得相当弱。
　4.非婚同居者对目前的“生活伴侣”评价：64%的同居者认为目前的“生活伴侣”是理想中人，并且有同样比例的人“非常想”或“比较想”与他们结婚。72%的同居者表示只和一个异性同居，先后与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异性同居的分别占8%和5%。同居时间短的仅一个月，长的达11年以上。这些同居的异性对象认识的主要途径依次为同事、朋友（占51%），同学、邻居（占16%），自己偶然认识（占11%）等。
　　5.非婚同居失败对当事人意味着什么 ：非婚同居期间的“准夫妻生活”不能不对当事人，尤其是女性产生极大的影响，其中17%的人提到有过人流的经历，另有2%的人生下了“私生子女”。他们当中，经常或有时“采取避孕措施”的分别占26%和32%。半数以上（占58%）的同居者表示考虑过万一同居失败会对今后择偶、婚姻等带来不利影响。假如同居失败，感到“非常痛苦，无法接受分手的现实”的比例最高，占21%；提出“再也不想采取同居方式”的次之，占18%；觉得“心里难受，但只好自认倒霉”的占14%；表示“根本不在乎”的占13%；另有8%的提出“振作精神，再找一个合适的同居”。由此可见，同居失败对当事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6.非婚同居者有否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当问及“你实行非婚同居，周围的人知道吗”时，表示朋友知道的占44%，父母知道的占36%，邻居知道的占20%，单位知道的占10%。只有28%和22%的同居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或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来自单位的压力则更小，仅有12%的人感受到。
　　7.非婚同居者的性观念如何：41%的人认为“只要男女相爱，婚前同居可以接受”；另外，有半数的人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在性问题上是属于“十分开放”或“较开放”。
为上。

当今世界同居兴起的原因
首先，60年代中期，欧美社会一部分年轻人率先举起反传统的旗帜，对主流文化中的一切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自然也在受批判和怀疑之列。一时间，交换配偶、联合家庭、公社群居、性俱乐部、同居等新潮伴随着“离婚爆炸”与“性自由”而竞相争奇。可以说，在60年代青年“反叛”运动中的性自由浪潮，最终冲破了对婚前性关系的禁忌；而60年代开始的“离婚爆炸”局面，又使年轻人失去了对婚姻的信心。许多人不敢大胆涉足婚姻，而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或者算着怎样将今后分手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因而不愿对两性关系作长期投入。
其次，由于青少年性成熟与性活跃期提早，而人们结婚的年龄又普遍推迟，因此年轻人易于在“性待业期”同居；而物质生活的日渐改善，使成年男女有条件与父母分开居住；他们在这段时间采取同居生活方式，既可省钱，又可获得异性的陪伴，较“方便”地得到性满足。此外，随着避孕技术越来越方便有效，广告媒介中的性娱乐宣传增多，社会上的性服务行业的兴盛等等，都在为同居关系推波助澜。
同居关系的时兴也与女权运动高涨有关。女权主义者们指责一夫一妻制婚姻历来以男人为统治者，因而期待同居关系给女性带来平等权利和独立自主的空间。加之，妇女纷纷进入劳动市场而获得经济独立之后，使婚姻对她们来说似乎不是必须和理想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