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案庭审备受公众关注，特别是薄熙来面对指控屡屡以“不清楚”、“不知道”来辩解，更是引发了众说纷纭的讨论。但从讨论内容来看，其中不乏对我国证据规则的诸多误解。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可见，被告人供述之于定罪量刑既非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能否认定有罪和处以刑罚，关键要看全案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

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对证据确实、充分做了如下界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薄案犯罪事实能否认定，自然应当依据上述三项标准予以衡量。围绕上述三项标准，笔者就检察机关指控的受贿部分展开分析。

何为“有证据证明”

媒体公布的庭审记录显示，薄熙来在法庭上多次声称:公诉人所提供的证言证词大都是外围证据，与本案关系不大，不能证明其有罪。“外围证据”并非一个真正的法律概念，薄所欲表达的意思应该是“间接证据”。在薄看来，仅凭这些间接证据无法证明其实施了被指控的行为。这种看法代表了一种非常普遍的对于诉讼证据的误解，即认为必须要有直接证据方可认定案件事实。这种误解不仅是错误的，在司法实践当中还是非常有害的。以往的经验证明，片面依赖直接证据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造成非法取证甚至刑讯逼供的思想根源之一。

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根据证据法学上的常识，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而直接证据的证明作用并不大于间接证据;尤其是在本案情形下，控辩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是被告人对于受贿是否“明知”，直接证据只可能是被告人的口供，此种直接证据的证明力甚至可能比在其他案件中更为薄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下称《解释》)第105条规定，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查证属实，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明体系，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因此，尽管薄熙来不承认受贿事实，也不意味着其犯罪事实没有证据证明。通过唐肖林等证人证言，以及公诉人收集到薄熙来帮助唐肖林找副省长、市长、副市长以及给下面的各个主管机构批示等书证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薄熙来利用了职务之便。同时，又存在收受请托人贿赂和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事实的证据。这些证据是合法取得的并与本案有紧密的联系，而且证据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经查证属实之后，可以认定相应案件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薄熙来在侦查过程中曾经作出有罪供述，其庭审过程中的翻供行为让很多人误以为其庭前供述亦随之失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其庭前供述与庭审过程中的辩解均属证据之一，只要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取得，经查证属实均可作为定案依据。翻供并不具有推翻此前供述的效力，翻供之后的陈述，也仅仅是诸多证据之一，其真实可靠性有待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评价。因此，本案显然并非如薄所言仅有“外围证据”，其本人在侦查过程中所作的有罪供述便是典型的直接证据。

证据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确实、充分的第二个条件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其中所谓“法定程序”是指刑事诉讼法有关法庭调查阶段的各项程序规则。法庭调查诸规则之核心精神在于确保被告人能够对各个证据展开实质有效的质证。未经法庭调查程序检验的证据不具有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

从媒体公布的法庭审判实录来看，本次庭审过程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各项规定，多名证人亲自出庭作证，被告人获得了充分有效的质证机会。整个举证质证过程严谨有效，堪称法庭审判的典范。即使被告人本人在最后陈述中亦承认:“这次审判历时五天，让控辩双方都有机会充分发表意见，表明了中央搞清事实、追求公正的决心。”“对于绝大多数办案人员，我认为是有素质的，办案是文明的，我在此予以肯定。”可见，本案在证据调查程序方面并无瑕疵，符合法定要求。

本案是否已经“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诉讼法要求的定案标准第三个条件是“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是否排除合理怀疑是一个实质性的判断，在不同案件中情形各不相同。

被告人在庭审中就受贿罪成立所提出的质疑，主要有两个方面引起较大争议。其一，他认为本案指控证据中缺少直接证据。这一质疑根据前述显然不足以构成“合理怀疑”。

其二，被告人对于多名证人证言的可采性提出质疑。如他认为，“薄谷开来是精神病，其证言不可信”、“唐肖林就是为了立功，骗子的证言不能信”等。那么这一质疑可否成立呢?

根据《解释》第109条:“下列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存在一定困难，但尚未丧失正确认知、表达能力的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所作的陈述、证言和供述;(二)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有利被告人的证言，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不利被告人的证言。”该条规定在理论上被称为证据补强规则，即某些特定证据单独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必须有其他证据对其证明力进行补充、强化，方可认定案件事实。

在本案中，证人薄谷开来精神上存在一定障碍，唐肖林等与案件可能存在一定利害关系，但是并不必然丧失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关键要看其证言是否有足够证据予以印证。从庭审反映的情况来看，除上述证言外，控方还提供了大量证言以及实物证据予以佐证，且上述证言亦在法庭调查阶段经过了充分质证，经查证属实之后自然可以认定相应的案件事实。因此，单纯地以证人精神缺陷或利害关系为由也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合理怀疑”。

总之，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法进行，笔者相信，法庭最终将依法作出公正裁判。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主任)
　　来源：检察日报
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案例分析


【案情简介】

张某与陆某是男女关系，未婚同居，感情较好，双方一直没有子女。 2008年初张某在同学聚会时巧遇自己的初恋情人宋某，旧情复燃之下，双方发生了性行为。事后张某自觉对不起自己的丈夫，便告诉宋某，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关系破裂，也不希望对宋某的家庭关系有不良影响，双方仍然还是普通朋友，此后双方的关系渐渐疏远。不久，张某发现自己怀孕，经推算日期，这个孩子应该是宋某的，但张某没有告诉宋某。陆某一家人得知张某怀孕，都欣喜异常，对张某也是关怀备至。2008年10月，张某生下一子，此后生活渐趋平静。2009年以后，由于对父母的赡养问题和其他生活琐事，二人经常发生争执，一次激烈争吵时，陆某动手打了张某，张某一时气愤，说出了孩子不是陆某亲骨肉的事实，在陆某的追问之下，张某说出了事情的真相。陆某决定与张某分手，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协议中约定孩子由张某抚养，陆某不承担抚养费，2009年1月，双方正式分手。张某单独抚养孩子，负担很重，于是找到宋某，要求宋某支付孩子的抚养费，起初宋某不承认孩子是他的，后虽然承认与孩子的血缘关系，但拒绝支付抚养费。2009年3月，张某作为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宋某承担抚养义务，支付抚养费。


【主要法律问题】

生父对非婚生子女有无抚养义务？是否应当认领非婚生子女？

【参考处理意见】

某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张某与宋某承认与孩子的血缘关系，该子女是双方的非婚生子女。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5条之规定，判决宋某每月支付人民币600元，作为该非婚生子女的抚养费，直至该子女成年为止。

【法理、法律分析】

本案涉及到非婚生子女的认领问题。所谓非婚生子女的认领是指生父对非婚生子女承认并履行扶养义务的行为。

我国《婚姻法》中没有规定非婚生子女的认领制度，也没有关于自愿认领或强制认领的相关规定，但根据相关司法实践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生父与非婚生子女之间形成的血缘关系不因婚姻关系而发生改变，对有血缘关系的非婚生子女，生父应当承担抚养责任，至于是否认领，需要看双方的实际情况及生母是否愿意和有能力抚养而定。本案在确认该子女与宋某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如果生母愿意抚养，则应判决该非婚生子女随母共同生活，但生父应当承担一定的抚养费；如果生父愿意抚养该子女，也可判决由生父抚养，生母承担一定的抚养费；如双方均不愿抚养该子女，则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由谁抚养，不排除依法做出由宋某承担抚养教育该非婚生子，该婚生子与生父共同生活，由生母支付必要的抚养费的判决。